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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九日，北京医学院大礼堂。

    早晨七点多，大礼堂门口已经站满了人。灰蓝色的中山装、草绿色的军装、藏青色的工装，各色衣服在晨光中汇成一片。今天不是上课，是开表彰大会。消息前几天就传开了——恭王府挖出来的那批宝藏，立功了。一等功。

    王建新来得早。他穿着一身四个兜的干部军装，帽子端端正正地扣在头上，武装带扎得紧紧的，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。他站在礼堂门口的台阶下面，看着陆续赶来的人群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旁边站着医疗系七班的其他三十三个人，一个个穿得整整齐齐，胸前的红五星在阳光下闪着光。

    八点整，大礼堂的门开了。人群鱼贯而入，按照指定区域坐好。大礼堂能坐五六百人，今天坐得满满当当的。前面几排是学院党政领导和军队派驻干部，中间是教职工代表，后面是全体工农兵学员，两边还坐着一些从校外来的嘉宾。最前排靠边的位置，坐着两个普通的中年人——男人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中山装，女人穿着一件藏青色的褂子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。是王建新的父亲和母亲。

    昨天部队来人，通报今天开表彰大会，并邀请父母参加。母亲连夜把父亲那件中山装烫了又烫，用搪瓷缸装上热水，在衣服上来回熨，把褶子烫得平平整整。

    大会还没有正式开始，台上的灯光已经全亮了。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巨幅伟人画像，两侧拉着红色的横幅——“弘扬爱国奉献精神，表彰国家宝藏守护功臣”。台下的座位一排排的，整整齐齐，像部队的队列。扩音器里放着《东方红》的旋律，低低的，像是背景音。

    八点半，学院党委书记、军队派驻首长、革委会主任等领导依次走上主席台，在铺着红布的长桌后面坐下来。党委书记姓李，五十来岁，头发花白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。军队派驻首长姓孙，是军代表，四十出头，穿一身军装，腰板挺得笔直。

    孙军代表走到话筒前，清了清嗓子。

    “同志们，北京医学院工农兵学员军医表彰大会，现在开始！全体起立，奏唱国歌！”

    扩音器里响起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前奏。全场五六百人齐刷刷地站起来，王建新也站起来，腰板挺直，目视前方。他的父母也跟着站了起来，父亲站的姿势有点僵硬，母亲有些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，看见旁边的人都把手垂在裤缝上，也跟着照做。

    国歌奏完了，孙军代表宣布请坐。椅子响了一阵，大家坐下了。

    “下面，由我宣读军队党委、北京医学院党委联合下发的立功嘉奖批复。”

    孙军代表从桌上拿起一个红色文件夹，翻开，声音洪亮，每个字都清清楚楚。

    “经军队党委、北京医学院党委联合研究决定——授予王建新同志个人一等功，颁发一等功奖状、立功证书、喜报，全军、全市通报表彰。”

    台下响起一阵掌声。不是那种稀稀拉拉的，而是整齐的、热烈的，像是排练过一样。

    “职务正式提拔——由正连职军医，破格晋升为实职正营职军医，免去享受正营级待遇，定为正式正营职军队医务干部，行政级别十八级，纳入学院军队医疗骨干编制。”

    掌声比刚才更响了。正营职，实职，不是“享受待遇”，是实打实的正营。王建新坐在座位上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但手不自觉地握紧了膝盖上的裤子，心想这回工资应该涨了吧？应该比父亲高了吧？

    “记入干部人事档案，作为后续职务晋升、职称评定、进修培养核心考核依据。授予‘国防战备先进个人’荣誉称号，颁发荣誉锦旗。”

    “同时，参与此次防空洞挖掘及宝藏守护工作的三十三名同志，集体记集体一等功，颁发集体一等功锦旗、荣誉证书，全员全院通报表彰，授予‘战备施工模范集体’称号，全员纳入年度评优优先推荐名单，并给家乡发喜报，登报表扬，与军旗合照。”

    孙军代表念完了，合上文件夹，回到座位上坐下。台下的掌声持续了好一会儿，才慢慢停下来。

    接下来是先进事迹宣讲。学院革委会主任走到话筒前，手里拿着一沓稿纸，开始讲。他讲了王建新带领医疗系七班在恭王府附近挖掘防空洞的过程，讲了他们在施工中如何认真负责、一丝不苟，讲了王建新如何第一时间发现异常、第一时间停工上报、第一时间保护现场，讲了那批国家宝藏如何被完好无损地发掘出来、全数上交国家。

    “王建新同志不是第一次立功了。”革委会主任翻过一页稿纸，“他在边防服役期间，就曾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、个人三等功一次。在双桥公社开门办学期间，带领医疗队救治群众数百人。在校学习期间，完成多台高难度手术，又因救治高级首长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。此次再立新功，是他一贯政治觉悟高、纪律观念强、奉献精神好的集中体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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